既要制度,也要周瑞金——与曹林先生商榷
时间:2003年9月6日 作者:刘乃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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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4日《社会科学报》学术批评版讨论周瑞金先生在博士论文评议时投反对票一事,指出“目前的学术氛围存在一些欠缺”,这说法实在还是轻了一些。王又平先生认为不仅是欠缺的问题,而且是“学界之悲哀”,说这是学校体制和学术体制出了问题,我十分赞同。不过,中国青年报就此事讨论,曹林先生将此归咎于制度,提出“要制度不要周瑞金”,理由是,“周瑞金虽好,却可遇不可求,只有制度才能让公正的结果得到保障。”这个观点我不赞同。
首先要说的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确实出了问题,要么过于严厉,甚至残酷,要么过于松软,近乎无能。说起来,我们都要脸红,因为中国的教育体制严厉和松软的分界线是高考,中国人在自己最需要呵护的儿童和少年时代,得到了太多的严厉,而在已经成人懂事的时候,却又象个娇生惯养的孩子,进了大学这个保险箱,毕业本身根本不成问题。如果读了硕士和博士,几乎不可能拿不到学位。现在有些地方,认真读书的人,真正想把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写好的人,倒会被人看成白痴。而那些据说是三、四个月就完成一篇博士论文的人,却被当成真正的“有识之士”。
说是缺乏必要的制度,其实不是没有制度,也并非制度一无是处。只是即使是好的制度,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那执行制度的人,甚至那制定制度的人,其实也会将制度玩弄于股掌之上。举个例子吧。某重点大学设立研究生科研基金,说是要尽培养之责,于是,某博士点甲乙两位博士生均去申请。第一年甲得到资助,乙申请未果。第二年,两位又去申请,甲第二次又得到资助,乙败北。事实上,这时如果论甲乙的科研能力和在校期间科研成果,乙要比甲强许多。第三年,甲乙又去申请,此时乙无论是科研能力还是科研成果,已经得到教师和同学的公认,远远超过了两连冠的甲。没有想到的是,第三年,这位甲三连冠,又得到了优秀博士论文科研基金,虽然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当然,这样的结果是由于非学术因素造成的。此事后来遇到责疑,以甲乙平分科研基金结束。想一想,连一个科研基金都分不好,还能指望什么?在这样的氛围当中,能培养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人才呢?
如今的学界是有制度问题,又不仅仅是制度问题。中国的制度真正成为制度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在这个期间,我们更需要周瑞金这样的人。人们常说学校要教书育人,其实这教书者育人者太重要了。中国人喜欢讲中庸之道,但是过分中庸就不是中庸了。是什么呢?是孔子讲的“乡愿”。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有忧国忧民的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如今官本位的学府的许多教授、博导身上看不到了。于是,出了一个周先生,就如同出了一个久违了的英雄。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就如同高考给考生阅卷判分一般,及格就是及格,不及格就是不及格。现在好了,需要有宁愿在火炉上烤的勇气,才能不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良心。
学校已经不是净土,学术领域也早已不是圣殿。人们关心的不是教授有没有学问,也不是博导到底能不能指导博士。不学有术、斯文扫地,也不是新鲜事。高校的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制度的改革是诉诸于社会,但是,不管是改革前,改革中,还是改革后,道德自律永远是需要的。因此,周先生这样的人也是永远需要的。周先生在决定忍受火炉烤的时候,他才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如果真正的知识分子可遇不可求,那就不仅是学界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我想,学校的领导者,教授、博导不仅要讨论教育制度的改革,也要内求于己,多一点学术良心,多一点道德良知,多一点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心,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群实际上的乡愿。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3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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