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启祥：我记忆里的袁水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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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启祥：我记忆里的袁水拍
时间:2007年2月21日作者：吕启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来源:学术交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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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抽斗，在斗底保存着一份十年前的讣告和逝者给我的两封信及两个便条。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写一点忆念的文字，因为在水拍同志的最后岁月，去医院看望者寥寥，了解病人彼时心情的怕也不很多。然而，或许是因为我很少写这类文字，或许是自觉人微言轻，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几次提笔又止，终于没有写什么。

一晃十年过去了，我惊异于自己竟疏懒至此，作为后辈，一种歉疚之情从心底油然升起，我实在不应该再耽搁。两张条子中的一张，或许竟是绝笔；而这样信件，足可见出他辞世前心中的悔恨和渴望。

                                           一

讣告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四日由“袁水拍同志治丧小组”发出的，上写：“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著名诗人、中共党员袁水拍同志因患肺间质纤维化病，经友谊医院久治无效，于十月二十九日晨七时四十分逝世，终年六十六岁，定于十一月十日上午十时半，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遗体告别，不举行追悼会。”

这样的讣告和仪式在那个年月可以算得是真正的从简的。人们都记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追悼会不断，为了纪念十年浩劫中的死难者，寄托哀思，一般都很隆重。而水拍的情形比较复杂，他既“在劫难逃”，又于十年的末期重又被任用因而再度受到审查，直到病篤住院，审查似乎还未结束。对他而言，不一定很在意讣告中“著名诗人”的头衔，却极其看重“中共党员”这四个字的分量。我不清楚在他生前是否被告知党仍然接纳他，但我确切知道这是他最后岁月中郁郁于心、耿耿于怀的一件大事。甚至可说性命攸关的事。我去看他虽次数不多，但每次必听他提及党籍问题，深感他位次焦虑、忧伤，愈到后来愈益迫切。住院之后，我曾表示愿尽力替他转递一封信，为此，他复了我一信，照录如下：

启祥同志：
      你来看我后写的信，已收到。我随即复你，说过二三天答你一信。经考虑，我不写那封信了。因为九月底、十月初，我在困顿中已写了封信。内容主要是检讨（当然只有要点），向党认错赔罪，希望在我的病情日渐加重中，能早日得到党和人民的宽饶，让我留在党内，请党继续察看考验，让我做一点写作研究工作，不是要继续窃居什么地位。目的是能够在社会上见得人，与老朋友老同志重新见面，与读者能够见面，为读者写一点东西，服点务。当然，给领导写信，不好写得这么具体，只能表示一个大意。这封信是辗转托收信人（本文笔者按：信写给陈云同志）的儿子陈元转给秘书室的，又，为了秘书室的同志，可能已不复是60年代的老同志（那时他们可能认识我），所以附了一封致秘书的信，说明写信人曾经得到过他的指点教导，在他的住宅里听过评弹的录音带，接受他的指示，为评弹写了若干文章，还整理过他关于评弹曲艺的指示，作为学习材料发给过开文艺方面会议的代表。那时我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周扬、默涵同志，还有不少人，据我了解，是称赞这个艺术品种的。我家乡是南方，更是它的爱好者。我认为中国传统的讲唱文学有其特点，优胜之处。我的病如果不至于不起，我还想做一些文艺宣传，包括评弹的工作。最近从报上看到了陈云同志关于由《真情假意》评弹改编的电视剧《真与假》的谈话，多次想写文无奈体力不支，多次搁笔，我不能再一次噜囌地给他写信，只能托你有机会向她女儿讲有这么回事。我只希望早日处理，哪怕偏重一点，让我求医问药，得到一些“见得人”的方便。我确实犯了错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一定改悔。现在，我和我的孩子，都不知道这种病该怎么治疗。匆匆，体力有限，很草率，希谅！祝好。
袁水拍十•二十一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他的诚恳认错之心、执着向党之心以及渴望做事之心。其时，他病已重，在我这样一个后辈，一个既不掌权又不出名的普通人面前，不必矫作，不必讳饰，所言是真实的。
　　
在此前后，还给过我两个便条：
　
　　启祥同志：
　　冯、巫（按：指冯其庸同志和巫大夫）均已来过，谢谢您！
　　我大约过二、三天给你复信。
　　刻安
    袁水拍十•十
　　
　　启祥同志：
　　艾克（按：指艾克恩同志）今天即来看我，时间短，但不容易，都是关照之故，他将了不少使我宽慰的话，一片好意。
　　祝你去沪顺利，回京后给我一封信，谢谢！
　　祝好
    袁水拍十•二十二、

此处“去沪顺利”是指我一九八二年十月下旬去上海参加第三次全国红学讨论会。临行前曾去医院看望，告以回京再来，从便条中见出他确在盼待。然而，待我会毕返京，接到的却是一纸讣闻！

                                              二

我第一次见到袁水拍同志大约是一九六四年的秋天，其时正值毛主席对文艺“两个批示”下达之后，空气相当紧张。从各高校调集了一些同志来参加文艺评论，我也在其中。水拍同志文艺处（相当于今天的文艺局）处长，我们多是来自基层的中青年教师，文艺处调贾文昭同志管我们的工作，作为处长自有他的一摊事情，平时很少能见到。

以前，也许是上中学的时候我读过他的《马凡陀山歌》，记得是一个有插图的，开本近乎见方的本子，封面有漫画式的作者像，在大学里，我曾参加过《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自然知道马凡陀就是袁水拍，而且似乎还知道“马凡陀”谐音“麻烦透”，那些政治讽刺诗，嬉笑怒骂，使得国民党政府伤透了脑筋。什么《一只猫》、《发票贴在印花上》等等，流传甚广。

正因此，对于这位文艺处的领导人，在我还有一种读者对作家的好奇心。一见之下，脑子里立刻跳出了那封面的漫画——真像，可谓得神，当时心里直想笑，对文艺前辈兼领导委实有点不敬。那封面大约是丁聪画的吧，这位画家有寥寥几笔神情毕肖的本领。私心以为写讽刺诗的人总该有幽默感，不会因为我的忍俊不禁而见怪吧。

现在回想，当时的中宣部有一种好的传统，那就是较少衙门气，对于各级领导人没有称“长”的习惯，从不叫默涵同志、水拍同志、一平同志等等，习惯成自然，上下皆是，称“长”反而叫不出口。嗣后，不论世事如何升沉变化，对中宣部的老领导，我始终不惯称“长”，对水拍同志亦然。这种比较平等的上下级关系，不单是形式上的，在工作中也有体现。记得我们几个人写的东西，这些领导人还认真看过并提出修改意见。今天看来，这批文章是“左”的路线的产物，缺陷和错误十分明显；然而就当年的工作作风和写作训练而言，仍使我至今受益。印象颇深的是在一次水拍同志主持的讨论会上，周扬同志讲了这样的意见：一篇好的文章总要有新意，或是有新的观点，或是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表述方法，三者居一，就可取了。又讲到论证问题，说论据不在多，只要有力量，一个例证就足可驳倒对方，胜过罗列一大堆与观点游离的材料。这些话并非针对哪一篇具体的文章，却给人启发，至今还记得很牢。会后水拍同志抓得很具体细致，我写的东西也经过他改过，在清样上添画了不少。他曾长期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在工作，改稿是家常便饭，无怪具有做编辑审稿工作细致严谨的作风。此后，他还批评过我的粗心大意，从我校看过的稿件中发现不止一处的“漏网之鱼”，很使我感愧。

六四年到京郊参加“四清”，水拍同志也编在我们工作队里，但不长在乡下。当时工作队队长是文艺处支部书记李曙光同志，副队长是北京市的劳而逸同志。据我观察，他们对水拍同志在生活上给很大照顾。那时工作队都是在老乡家里吃派饭，且不说水拍是否吃得惯北方农村的白薯棒碴粥，单是上炕落座，就把他难住了，那高大的身躯，又从不会盘腿，大约连手脚都觉得没处放似的，那浓重的南音更难于和老乡沟通，如果不是队长们陪了同去，恐怕是很尴尬的。不过他和我们一般队员不同，在村里时间很少，常常是来了又被接走了，听说是为了商讨毛泽东诗词的翻译问题。

如果没有“文革”的劫难及以后的种种，我对水拍同志的认识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不过是下级对上级、读者对作家而已。在我眼里，他的诗挺幽默，人却蛮严肃的。

                                          三

“四清”的锣鼓未歇，“文革”的风暴已临。中宣部是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呼号，响彻内外，水拍依其地位属于“大判官”之列，自应打倒。我在文艺处虽年龄辈份均居最末，地道“小鬼”，但并无太多“解放感”，盖因学校造反派追赠我以“修正主义苗子”之名，中宣部造反派又加我以“泄密”之罪（将文艺批判的材料报告给母校），于是便成一“灰色小鬼”。所幸庙大鬼小，虽蒙灰色，不可依靠，还是自由的，只不过对于“黑帮”当然没有红色小鬼那样的优越感和革命性了。

一天，在办公室走廊里，光线幽暗，对面一个高大的身躯移近来，突然，向着这面的小鬼们深深一躬，人们为之鄂然，其时，文艺处的批判会自然常开，大字报更不用说，可是比之大学，这里温和多了，但社会上大风暴不住地往大楼里卷，过不多久，听说水拍禁受不住冲击，吞服了大量药，在医院里抢救，处里的男同志都曾去轮流值班。水拍后来的病，实是此时种下的因。

69年中宣部军管，连锅端到了塞上贺兰县的“五七”干校，当时真有些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凉气氛，准备一辈子接受再教育。对于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三门干部”来说，禁受大西北黄土、烈日、风沙、盐碱自然条件下的水田、菜地、基建、副业种种劳作，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上了年纪的老同志。而老同志中，经过延安大生产运动的锻炼的，承受力显然要强得多；对于解放前长期生活在国统区文化圈、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的袁水拍来说，环境就显得分外严酷。在那又滑又窄的田埂上，他走不稳，手足并用，几同爬行。偶尔食堂发一次面和馅包饺子，也成了他的难题。有一桩轶闻，传扬甚广，是说连队派水拍去放驴，驴跑了，他高喊“站住！”毛驴自然不懂诗人的语言，我行我素。这一场景我并未目睹，我只见过他赶着鸭子，但揆情度里，此事当非杜撰。毛驴在干校是个重要角色，磨豆腐送豆腐都得靠它。我在豆腐坊干过很长时间，日复一日伴着毛驴看磨磨浆。驾护车送豆腐的多半是小伙子，要毛驴听话非懂得那几声特定的吆喝不成。水拍不谙此道，蹓牲口时呼叫“站住”，不足为怪。

这是一个真实的笑话，却带着几分苦涩。

那年月，一天劳累，几乎不想什么。除去语录，无书可读，只有《红楼梦》除外。在文化沙漠之中，翻开《红楼梦》。真是如获甘霖、如逢知己。种种人生况味，升沉荣辱，几乎都可以从自身和身处的现实世界中得到验证。尤其是高层权力走马灯似的更迭，使得我辈凡人眼花缭乱，真所谓“乱烘烘你方唱吧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七三年以后，干校的人陆续被调回城里，重新分配工作。原来的领导干部有的被结合，有的被冷落；有的升迁，有的黜降，又一论重新排列组合。水拍同志不仅重新“登场”，而属升迁的一种。其中原委，非我所能通晓；只是因了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又成了他的下属。

缘由是中宣部即为“砸烂”单位，全班人马自不可能复归，走了一大程“五七”道路后只有各奔前程，我仍回到学校。其时正值招收工农兵学员，大搞评法批儒。拉着队伍，今日工厂，明日农村；今日道古，明日说今，即不教学，也不科研。一本鲁迅语录，我奉派讲过十数场大课，觉得鲁迅有知，未必愿有此殊荣，我辈后生如此宣讲法亦属“史无前例”。总之对不安定无秩序的生活难以适应，于是见了文艺处的老同事不免诉苦，想找个稳定的学术工作静心去做，避免折腾。

水拍同志大约知道我在干校读“红”，时下演“鲁”，便告知可以去参加一项脂本《红楼梦》的校注工作，我觉得难以胜任，他说可以学习，他自己也想学。其时此项工作已经开始，校注组同志们带着部分征求意见稿四出求教时，水拍命我同他认真逐回校读，并要我去北京图书馆查看“程甲本”。这个校注组便是冯其庸同志主持的红楼梦研究所的前身，属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后研究院的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苏一平同志对这项学术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直至完成。

当时，以水拍的处境和地位想要做具体切实的学术工作是不可能的，他受命要管其他更多更“重大”的事。但即以这为时短促的一段工作而言，他确实十分顶真，兴趣很浓，不仅踏下心来仔细校读，还常常提出各种问题。我曾想过，对他说来，潜心做研究或搞创作，也许更适合他的本性。

                                           四

“四人帮”垮台后，水拍理所当然地又从他的高位上跌落下来，又一次受到了审查。文化界与他同辈的人对他多有所诟病，不屑往来；他自己更觉难见故人，封闭起来。今天回想，在他固然有咎由自取的一面，也有身不由己的一面。何况，正如袁鹰同志所说，水拍一旦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就全力投入，勤恳如故，“却不懂城廓依旧，人事全非。这种单纯和天真，自然注定了悲剧的命运”（见《袁水拍诗歌选•后记》）。的确，他的单纯和天真，有时不亚于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几乎近迂。这个从三、四十年代起就真诚地热情地歌颂人民、歌颂党的诗人，对于那些假借党和人民名义以欺世的人，是未必能够辨别的。在他已经作古的今天，尤其应当平心静气地历史地来看，而不宜过分苛求的。

这段时期他蛰居家中，悔恨苦闷，心情极度压抑，偶尔，向我借书，记得是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不久归还，附条说“承借吴氏书一册，谢谢。后，我又买到一本。现将书奉还，但非原书。原书有您签名，不了我看时，竟忘乎所以地将有些书页划了线写了字了。”这大约是八二年三月的事。谨慎细心，一如往日，而且更甚了。有时也托我找些资料和文章来看，三月三十日给我函中谓；“信及大作剪版均收到。大作已读，甚佩用力之勤，分析甚细。文引甲戌本眉批，烘云托月，背面傅粉等语，不知是否均能举出具体例子来？过去似知道金圣叹有这类评语，亦未深究。所以只是传闻，有什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而联系不上书中某段某句.还有: 烘云托月是否与背面傅粉是差不多的一回事?不过是彼此说明的互文?什么叫背面傅粉?是否指写宝黛爱情却写他们的闹别扭,闹得越僵,托出的爱越深?这是很粗浅的联想.不知究竟如何?”

我不记得他看的是哪篇文章,信中提的那些问题也没有机会讨论,多半是因为他生病,反正是没了下文。在此前后记得有些相熟的同志和我都曾建议他写点评弹方面的东西或搞点翻译，总之是要做点事情，一边等待组织上审查的结论。但他始终没有做多少，没有心思做，后来病重了更没有精力做。

在水拍同志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那悔恨、急迫、诚挚的心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文化人，而且在文化界长期一定领导职务的共产党人，他自有欠缺和过错，这同他脆弱的一面相关，他确实还有诚挚执着的一面，合起来才是他的全般。由于不是同一代人，更由于我是一个普通人，对我不需顾忌和掩饰，我眼里的水拍也许比较近真，近乎他的本来面目。我并不熟识水拍同志的家人，他的夫人先他而去，我只见过几面，留给我的印象是一口柔软的苏白和一双柔软的手。他的孩子早已自立，似乎不再文化界，亦不知今在何处。
　　
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了《袁水拍诗歌选》，徐迟为之作序，袁鹰写了后记。徐、袁二位都是诗人，而且是水拍的老朋友、老同事，相交数十年，相知自然也很深的。读着这些序跋文，尤其是翻看这里编选的二百首诗，仿佛又看到了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爱国青年和革命诗人的身影，感受到盛年逢盛时的充沛豪气和明丽时光，联想到我所看到的那蹉跎倾跌的晚年，不免感慨系之。选集中最后几首针对日本修订教科书掩盖侵华史实而发：《日本文部省修辞学发凡》、《科长申辩增广》、《教科书歌》、《今文观止：文官武辩记》，写于一九八二年“八•一五”前后，均载于香港《大公报》，国内读者不一定见到。我以为这几首诗既保有马凡陀式的锐利和辛辣，艺术上也更臻圆熟老到。可惜只有几首，而且此时离他辞世仅两个月。
　　
作为一位诗人和评论家，水拍自有他的幽默、机智和锋芒。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行政能力实在不怎么强，只是记录上级的指示和讲话特别详尽，谨慎得像一个办事员。我宁肯忘记了他是一个什么“长”，而把写“马凡陀山歌”的诗人袁水拍保存在记忆里。这样或许更有意义。本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应当有他的一席地位的。
　　
                                                　　1991年8月
　　
（原载中华散文文丛编辑部编《一份缘》第15-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7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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