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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变革40年:成就、经验与展望

发布时间:2019-04-08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批评网

  ◆ 40年来,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而且也使中国的社会变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未来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中国近40年来社会变革所取得的成就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下以人民为中心、以民生为取向并尊重人民意愿和尽可能地将经济社会变革有机结合起来的必然结果。  

  ◆ 只有加强社会建设,重视社会政策与法制的构建与完善,着力促进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才能全面开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这一段话精辟地概括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意义。从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外贸体制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劳动合同制改革到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建设与改革、军队改革等,都空前地激活了人民群众、党政机关、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的活力,调动了举国上下参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不仅使我国在短短4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日益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因此,“是改革开放解放了我国的生产力,激发了亿万人民的自主性与创造性,进而成就了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是改革开放使我们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精彩,并通过吸引巨量外来资本、引入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机制、广泛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与技术,日益紧密地融入全球化进程,进而获得了异常宝贵的、巨大的历史发展机遇①。”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经济改革开放及其成就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而对近40年中国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却重视不够、总结不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存在着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维惯性与路径依赖,社会建设往往被有意无意忽略;原因之二是中国的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相对于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滞后性、被动性,其作用与影响被低估;原因之三是与国家发展阶段相关,发达国家通常重视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而发展中国家总是以经济建设与发展为重,表现在学界则是发达国家的社会学者声音不会亚于经济学者,社会政策往往成为政府与议会的主要议题,而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仍被视为“皇冠上的明珠”,经济政策往往构成国家政策的主体。过去40年间,中国处于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社会学者的声音也往往被经济学者的声音所淹没。然而,这种现象并不能淹没近40年间发生在中国的社会变革及其宏大的历史进步意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体制改革从被动日益趋向主动,社会建设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而具有了日益增强的内生动力,社会治理新局面正在形成,并必将全面、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使得客观回顾与总结中国近40年来的社会变革成就具有不亚于总结经济改革成就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国近40年社会变革的五大成就  

  回顾近40年中国的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公认,其带来的社会发展变化也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早在2005年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在全球千年发展目标中所做的贡献,给予再高的评价也不过分。如果没有中国的进步,整个世界在减贫方面从总体上说是倒退的。”无独有偶,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秘书长康克乐伍斯基2016年亦指出:“如果不算中国,全世界社保覆盖面只有50%,算上中国就达到61%,中国对世界社会保障的贡献是巨大的,为其他国家做出了表率。”同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将“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是对中国近年来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工作中取得的卓越成就的高度认可。  

  概括而言,中国近40年来在社会变革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有:  

  1.社会成员身份从人身依附关系极强的“集体人”、“单位人”转化为“自由人”、“社会人”,实现了人的解放,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具实质意义的社会变革指标。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种指令性计划是以城乡分割管治为条件、以各种组织全面控制的方式自上而下推行的,城乡之间因户籍制度而相互隔离,干部、职工、农民三大社会阶层的身份标识壁垒森严。在这种体制下,每个农村居民都被固化在人民公社管辖下的一个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参与集体劳动、集体分配,不仅无法进入城市,也无法流动到其他农村集体,终其一生均与所在的集体组织及日出而作的熟悉土地存在着无法分割的人身依附关系;每个城市居民都被固化在各种机关事业单位与国有或集体企业中,除了个别人通过工作调动改变单位归属外,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终其一生被分割在各个不同的单位,这种固化状态甚至延伸到下一代。在这样的情形下,农村居民几乎没有改变世代务农的机会,所付出的是缺乏自由发展权利的代价;城镇居民的“铁饭碗”虽然稳定,但也是以牺牲人的自由流动与自主择业为代价的。因此,计划体制下的人是缺乏自由、缺乏自主的“集体人”、“单位人”。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首先是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使农村人摆脱了对农村集体组织与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可以通过外出务工等方式来寻求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集体人”逐步变成了“自由人”。其次是城镇经济体制改革与劳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城市人摆脱了对所在单位的人身依附关系,从“单位人”变成了可以自由流动、自主择业的“社会人”。再次,在这一进程中,传统的身份标识也在日益淡化,虽然干部、职工与农民三大阶层身份固化的痕迹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森严的等级差序与权益差异已经被打破。“无论是从城镇‘单位人’到‘社会人’,还是从农村‘集体人’到‘自由人’,都是从‘束缚’到‘自由’、从‘组织’到‘个人’的社会变迁过程②。”尽管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被动性,是经济体制变革迫使所有人重新考虑并选择新的就业场所与工作方式,但一旦将自由流动与自主择业的权力赋予了劳动者,必然使人获得解放,进而激发亿万人民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因此,社会成员从“集体人”、“单位人”到“自由人”、“社会人”的转化,实质上是人的解放,它应当是改革开放40年来最具综合意义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成果,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其他一切成果的取得均离不开以这一成果为基础。  

  2.民生质量持续改善并大幅度提升,实现了从追求温饱到追求美好生活的飞跃。民生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内容,民生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质量的核心指标。“40年前,是民生维艰的局面亟待改变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力;40年来,是民生持续得到大幅度改善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③。”是改革开放使中国借助全球化之势并凭亿万人民的创造与辛劳工作,实现了4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9.5%,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8%上升到15.2%的奇迹,从低收入国家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民生持续大幅度改善奠定了日益丰厚的物质基础,以民生发展为主体的社会建设也产生了飞跃。以衡量民生水平的核心指标-恩格尔系数为例,1981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6.7%,农村居民为59.9%④。2017年我国恩格尔系数下降到29.3%,其中城镇为28.6%,达到了国际上“富裕”水平;农村为31.2%,接近国际上“富裕”水平⑤。与此同时,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6.52岁延长到2017年76.7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已经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⑥。 居民消费结构全面升级,除传统的衣食住行四大指标全面大幅度提升外,文化教育消费、汽车消费、信息消费、旅游消费等日益成为大众化消费。尽管现阶段还存在着贫富差距过大现象,但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是坚定的既定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力推进精准扶贫、不断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等多项重大措施,正标志着缩小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中国民生发展的基本目标指向。综观近40年来的民生发展实践,一个基本的结论即是我国已经实现了从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追求目标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并正在向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需要阶段升华⑦。民生质量普遍性地持续大幅度改善,既是社会变革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又必定进一步推动着社会变革与社会发展不断升级。  

  3.社会文明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飞跃。改革开放前,中国虽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初级工业体系,但1978年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之比高达82.08%,2017年下降到41.48%⑧。可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总体上还处于农业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从事农业劳动并处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状态,日常生活也封闭在农村某个固化的点上,保持着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目前全国大多数人口成为城镇常住人口,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8.52%⑨;工业生产方式也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农业生产工业化欣欣向荣;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更是通过四通八达的便捷交通和畅通无阻的互联网走向了现代化,并日益呈现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性化。中国人不仅在改革开放中了解了外面世界的精彩,而且开始普遍性地享受不亚于外面精彩世界的现代生活。据统计,截止2017年底,全国私人汽车保有量18695万辆,其中私人轿车11416万辆;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102.5部/百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全年国内游客达50亿人次,国内居民因私出境13582万人次,赴港澳台出境8698万人次⑩。这一组数据加上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社会交往途径与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揭示了中国人已经从农业文明、传统文明社会走进了工业文明、现代文明时代,这一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早已具有了不可逆转性。  

  4.社会政策从城乡分割、单位分割走向社会化、一体化,相关制度安排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计划经济时代,以“一大二公”为基本特征,各项社会政策均被包含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中,但当时国力薄弱,即使党和政府有心谋求人民幸福并追求社会公正,也只能采取城乡分割、单位分割的方式区别加以实施,并只能处于低水平的差序状态。如教育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均是城乡分割状态,城市所有教育都由各级政府财政负责,农村教育只能由农村集体经济支撑;城镇劳动者通常由政府安排在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就业,农村劳动者只能世代务农;社会保障基本上是城镇居民的专利,从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均由国家负责、单位包办,而农村居民则只有在遭受大灾并遭遇生活困境时才能获得一些临时性救济。社会政策的城乡分割,实质上使户籍日益成为阻碍人口流动的禁制;而单位包办的各项社会事务亦使城镇居民日益走向封闭,一家几代人在一个单位工作、生活几成常态。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城务工,而城镇劳动体制改革则使城镇劳动者从终身禁锢的“铁饭碗”变成合同制职工,城乡劳动力开始在同一就业市场竞争;将农村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纳入国家财政统一负责后,城乡国民教育的一体化发展不断进取,并向学前教育与职业教育城乡一体化延伸;社会保障改革更是使其从城镇居民的专利变成了全民福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社会救助制度已经从制度上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养老服务、儿童福利与住房保障也在从城镇向乡村延伸。所有这些,均表明社会政策已经从传统的城乡分割、单位分割状态走向了超越单位与城乡户籍壁垒的社会化、一体化,虽然这些社会政策质量还不高,还迫切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走向完善,但已经确定的政策取向及其基本框架,决定了社会政策向前发展势不可挡,这是促进社会公平与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  

  5.社会管理从管制服从型走向多元参与治理型。在计划体制时代,人是被国家管控的对象,严格的户籍制度与单位或集体归属制度则为这种管治提供了绝对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形下,公权力机构或被赋予公权力的组织管控一切,干部属于管理阶层,职工与农民属于群众,社会管理在实践形态上表现为单向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管理日益呈现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格局,城乡基层社区自治的进程在加快,各种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2016年3月全国人大制定的《慈善法》更是为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近几年党中央大力推进群团改革则使之从官僚化回归到群众组织,各种参政议政途径在开辟(如除个别涉及国家机密外,所有立法均须公开向全民征求意见),所有这些,均表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多元共治的新时代。共商共建共享正在成为社会治理的主流,它畅通了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又一重要成果。  

  综上可见,近40年间,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而且也使中国的社会变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未来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中国近40年社会变革的基本经验  

  回顾近40年来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事业,具有革命性的经济改革深刻地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利益格局,传统的社会格局也被完全打破,虽然部分群体(如下岗职工等)付出了相较其他群体更大的代价,但全体人民的生存境遇获得了根本改善,整个社会实现了长期稳定运行,进而又为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发展进步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环境与条件,这是近40年间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概括而言,中国近40年间社会变革实践成功的经验主要有:  

  1.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变革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政治背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既没有固守以“一大二公”计划体制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也没有步苏联、东欧国家之后尘而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而是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本质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一前提下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社会变革。这一坚持保障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稳定和传统治理体制的有效延续,同时又可以广泛汲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还避免了苏联东欧国家改弦易辙的混乱局面。与一些国家近40 年间发生政权更迭、政治角斗,进而导致政局不稳、民心不安、社会动荡相比,中国在领导人多次更替的背景下对经济社会领域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制度变革,改革广度与改革力度堪称史无前例,却始终维护和巩固了政局稳定与社会安定,这种定力主要来自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不仅使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能够得到有效发挥,也让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发展保持足够的信心,并使得国家发展目标和现代化进程能够一以贯之地持续推进11。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日益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臻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格局也被形塑。因此,社会变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与经济变革乃到政治变革交织在一起,并在总体上获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这是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取向,坚持在发展中保障与改善民生,为中国社会变革创造了条件。40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实质上就是反贫困和不断改善民生的过程,除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存境遇,党和政府还通过大规模的扶贫工程来帮助落后地区与困难群体脱贫,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能够通过这一制度合理分享到国家发展成果。近40年间,“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在社会保障方面,成就同样巨大,所有老年人均能够按月领取一笔者数额不等的养老金,13亿多人被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综合型社会救助制度实现了应保尽保,各项社会福利及相关服务也在不断发展,社会保障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体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与制度保障。从衣食住行到文化教育、私人轿车、网络信息、旅游消费的日益大众化,全面揭示了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追求目标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并正在向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需要阶段升华12。正因为党和政府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对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高度重视,并事实上让全体人民普遍性地得到了实惠,虽然社会变革进程中出现过波折,部分群体的利益亦在经济改革中受到过损害,但对普遍受惠原则的遵循和大规模反贫困运动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开展,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取向得到了贯彻落实,从而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进而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断向前迈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3.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使中国社会变革具有了内生动力。在社会变革中,毫无疑问,人是最具活力的主体要素,能否调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是社会变革成败的关键。中国近40年来的改革发展进程,实质上就是不断解放人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的过程。在农村,农民首创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既让亿万农村劳动者从土地上和集体中解放出来,也改变了农村社会控制严密的组织形态,亿万农村劳动者从乡村走向城镇、从土地耕作走向非农产业,成为产业工人队伍的主力军,不仅改写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经济版图,也重塑了农村劳动者奋发向上的精神世界并快速融入现代工业社会。在城镇,经济体制改革在使劳动者成为“社会人”的同时,亦为其创造了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个体工商户和私有企业主成了社会新阶层,他们在为社会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并发家致富的同时,也重构了新时代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由社会成员发起组织的各种社会团体、慈善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成为社会变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并在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尊重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中国的经济发展才如涓涓细流汇集成汪洋大海一样,势不可挡地取得巨大的成功,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社会意识也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得以重构,以提升人的自由度和参与社会生活的广度为核心指标的社会发展步伐日益加快,整个社会变革朝着更加公正、更加文明的方向稳步迈进。因此,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并积极发挥作用的进步性变革,它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传统观念与传统体制机制的影响,但迄今为止,这一变革已经取得的成就足以证明其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的意愿。  

  4.坚持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进而获得相得益彰的效果。一方面,近40年间,以经济改革领先、经济建设为重,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社会财富快速积累,全体人民的生活境遇普遍改善,为社会变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在发达国家,任何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均面临着既得利益阶层的强烈抑制,而中国对几乎所有的社会保障项目均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却依然保持了社会安定,并未引发全局性的民心不安与社会动荡,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普遍高于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带来的福利损失,进而使全体人民的净收益持续增长,这种收入增长对传统福利制度的调整与责任分担机制的重构所带来的福利损失产生了很强的替代效应,有效地缓解了社会保障改革带来的社会风险。如果没有经济发展带来的普遍性收入增长,中国的社会变革将陷入巨大的风险之中。另一方面,社会变革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与保障。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数以亿计的人力资源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配置,进而解决了经济发展中人的要素配置不断优化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和向城镇转移,构成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再如社会保障改革使这一制度从城市人专利向农村扩展,进而成为全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制度保障,不仅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公正,而且当中国经济遭遇危机时更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深受打击,党和政府采取的重要应对措施即是在1998年强力推进“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并使社会保障真正成为独立于企事业单位的基本社会制度,在2009年全面推进“全民医保”、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并启动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国家在这两个关键节点对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全面发力,直接且显著的效果即是迅速安定了人心,提振了居民消费,进而促使消费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引擎,这是中国经济从依赖外贸与投资型转向走上由消费刺激的良性发展之路的重要前提条件。因为只有有效地解除人民群众的生活后顾之忧,才能促使其放心消费,进而给经济增长带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13。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若无1998年的“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当年的经济危机局面不可能迅速缓解,更不可能在世纪之交那场全方位的重大改革中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安定的良好局面;若无2009年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发展,消费不可能成为今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从而也就不会有快速摆脱世界经济低潮并超越其他国家的发展局面。因此,是经济发展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创造了有利条件,而社会变革既维护着经济改革的稳步推进,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着持久的动力。  

  综上,中国近40年来社会变革所取得的成就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下以人民为中心、以民生为取向并尊重人民意愿和尽可能地将经济社会变革有机结合起来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未来社会发展进程中,上述基本经验特别值得珍视。 

  三、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全面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的升华  

  尽管近40年间中国社会变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还应当看到,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并未改变,社会变革还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至少包括:一是社会体制改革任务尚未完成。如政社分开尚未得到落实,社会自治尚未走出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路。二是社会法制建设滞后,整个社会的运行还未全面踏上法制化轨道。如社会组织缺乏基本法规制,社会救助等重要领域还存在着立法空白,以往一些立法由于质量不高或操作性不强,难以达到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三是社会组织发展不尽如人意,不仅数量偏少,质量也是良莠不齐,活力不足是现实写照。四是人民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仍然较为狭窄。因此,中国的社会变革还在进行中,将改革进行到底不是一句简单的政治宣示,在社会领域特别需要全面落实并付诸行动。  

  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中国社会变革要全面实现社会转型,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1.加快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步伐。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中国的社会变革也需要从被动应变尽快全面转化为主动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将深化社会体制的改革放在首位。在这方面,迫切需要理清如下思路并围绕这些思路采取措施:一是在党中央设立社会建设委员会,在先进的理念指导下做好社会政策与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进而使具体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具有科学性。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结构完整、十分复杂的大系统,它在实践中涉及到党政军群,政府中的民政、人社、教育、卫健、医保等多个部门均承担着直接的行政责任,还有政法系统亦必然涉及,中国特色的人民团体或群团组织更是身在其中,若无统筹考虑与合理的顶层设计,极有可能陷入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或彼此脱节的境地,导致社会运转不畅、公众需求不能满足、社会矛盾难以有效化解等一系列不良效应,因此,建议党中央成立类似于中央财经委员会的社会建设委员会,担负起统筹各项社会事务、社会政策顶层设计的职责。二是遵循政社分开和社会事务社会办的基本原则,切实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功能出发,凡可以由社会成员自主解决的问题和社会组织处理的事务均应当由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办理,政府重在提供相关服务并依法维护社会秩序。在这方面,政府介入的边界应当法定化,主管部门及其职责应当清晰化,真正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防止公权力机构或类似公权力机构干预过多。三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积极推行社会自治,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中。在一个开放、发达的社会里,人的价值取向必然多元化,人际关系也具有多元化,人的诉求则呈现出多样性,实现个性解放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推进社会自治构成了满足现代人的诉求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在社会体制改革中,应当加快构建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其中的各种自治体,并让这些自治体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的功能作用,让人民群众在参与社会自治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已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治理的能力,最终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生动活泼的社会治理新局面。  

  2.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体系或网络。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且从未中断的历史悠久的国家,又是一个正在探索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社会变革中,既要汲取传统的社会治理智慧与经验,又要开拓创新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厚的家国一体、家族自治的特色14。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集体与城镇单位则包揽了几乎所有的社会事务,家族自治被送进了历史。时代发展到今天,家族自治与集体或单位包办社扎金花千术教学会事务的传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传统的行政管治更无法替代家族与集体或单位的历史职责,如农村村民委员会与城镇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复杂的社会治理诉求面前日益显得乏力,进而导致了社会治理的真空地带不断增多,中国亟切需要尽快着力构建社会活动的主体,而社会组织无疑是最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当然主体。因此,在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体系或网络已经具有紧迫性。一方面,国家应当大力培育各种社会组织,并使之成为社会治理的真正主体,充分发挥其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处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润滑社会关系的多重功能,充当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根本途径。在这方面,合理的取向应当是鼓励、培育、扶持而不是限制社会组织的发展,应当根据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立足社区为重点,尊重现实中的社会结构和发展变化中的社会关系,成立数以千万计的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需要得到快速发展,同时要杜绝社会组织官僚化、行政化,让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工会、妇联、共青团、残联、红十字会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群团组织,它是中国共产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很好的作用。针对现实中的群团组织日益官僚化、行政化现象,仍然需要继续深化群团组织改革,让这些组织真正回归本源,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唯有如此,才能将全体社会成员纳入参与社会治理的有序轨道中,才能充分调动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激发社会组织的发展活力。  

   3.加快健全完善社会政策体系,打造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是国家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偏上国家行列,201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1万美元左右,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这一成果表明国家经济发展已经站在了较高的起点上。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视社会建设、改变社会发展滞后的面貌势在必行。为此,特别需要加快健全完善社会政策体系,包括教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劳动就业政策、医疗卫生政策、住房政策等,均需要全面检讨并通过深化改革使之不断优化,其中促进这些政策的公平性应当成为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例如,教育领域需要促进公共资源配置公平、教育机会公平、优抚教育资源共享;社会保障政策需要促进筹资负担公平、保障待遇公平;劳动就业政策需要促进平等就业、消除就业歧视并不断提升就业质量;医疗卫生政策需要合理布局医疗卫生资源、提升服务可及性与便捷性;住房政策需要切实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居住条件,同时治理房价(包括商品房价格与住房租赁价格)使住房回归到“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的正常轨道;还有人口政策、家庭政策等等,均需要体系化。  

   4.加快社会领域的立法步伐,让整个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没有法治便不可能有序运行,更不能达至社会和谐。现实却不容乐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社会法构成了七大法律部门中的短板,现行大多数社会法律质量不高、可操作性不强,有的已经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有许多立法空白亟待填补。因此,加快社会领域的立法步伐势在必行。一方面,需要尽快制定《社会组织法或非营利法人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等基本社会法律,同时制定《儿童福利法》等一系列专门法律,彻底扭转这些领域无法可依或者只有低位阶的行政法规、规章局面。另一方面,需要加快修订现行法律,如《社会保险法》已经无法适应社会保险制度变革与发展的需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只是政策性宣示的软法,这些法律如果不进行修订不仅无法引领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会阻滞其发展。  

  总之,经济与社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两条腿,都属于缺一不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的奇迹已经为世界公认,中国的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总体而言,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失衡局面尚未改变,中国社会变革的任务尚未完成。只有加强社会建设,重视社会政策与法制的构建与完善,着力促进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才能全面开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新局面。   

  ① 郑功成: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人民论坛》,2018年12月(下)。  

  ② 郑子青: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变迁——以湖南省平江县南江镇为例,《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1期。  

  ③ 同①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提要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日。  

  ⑥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40年 “健康中国”铺就“人民幸福路”,人民网,2018-12-30。  

  ⑦ 郑功成:《习近平民生思想:时代背景与理论特质》,《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3期。郑功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人民论坛》,2018年12月(下)。  

  ⑧⑨ 《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⑩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1 同①  

  12 郑功成:《习近平民生思想:时代背景与理论特质》,《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3期。  

  13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14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历史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本文载于《社会治理》2019年第2期